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南朝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2]

沈约左眼有两个瞳仁，腰间有紫痣，聪明过人。[3] 虽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幼小的沈约为免遭迫害而东躲西藏，逢大赦，才免于流亡。此后，他长期流寓他乡，遇着孤苦贫困的生活，但他笃志好学，昼夜勤学不倦。母亲担心他劳累成疾，常常减少灯油熄灭灯火，使他早睡。然而，沈约就白天读书，夜间默诵，终于博览了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4]

在宋沈约刚开始时担任奉朝请。济阳蔡兴宗听说他有才华，非常赏识他；蔡兴宗任郢州刺史时，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蔡兴宗常对他的儿子们说：“沈记室的操行可为人师表，你们应当向他学习。”[5] 后来蔡兴宗任荆州刺史，又请沈约担任征西记室参军，带厥西县令。蔡兴宗死后，沈约开始任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参军，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

在齐仕著作郎、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太子宫中才能之士很多，而沈约特别受到亲近信任，每天早晨入宫拜见太子，到日影西斜缝出来。当时王侯到东宫参见太子，有的还不能获准入内，沈饱常说起此事。太子说：“我一贯懒得早起，这是你所知道的，平时听了你的议论后，才使我忘了睡觉。你要我早起的话，可经常早点入宫来见我。”[6] 迁太子家令，之后以本官兼著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沈约为“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交好。

沈约不久兼尚书左丞，接着又为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遭国子祭酒。明帝崩，朝政归宰相，尚书令徐孝嗣让沈约撰定遗韶。迁左卫将军，不久加通直散骑常侍。永元二年（500年），因家母年老上书请求解除职务，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进号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7]

齐梁禅代之际，他帮助梁武帝萧衍谋划并夺取南齐。当初，高祖在竟陵王西邸时，和沈约有故交。建康城被攻克后，引沈约为骠骑司马，担任将军如故。这时高祖勋业成就，登基称帝已是天意所指民心所向。沈约曾向高祖提出这个问题，高祖默然不应。另一天，沈约又向高祖进言说：“如今与古代不同了，不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淳朴之风。士大夫们无不攀龙附凰，都想能够得到尺寸之功，以保福禄。如今连小孩牧童都知道齐的气数已尽，大家都说明公您应当取而代之。况且无论天文人事，都显示园运变化的征兆，东昏侯永元以来，尤其明显。谶语说‘行中水，作天子’，这又分明有所记录。天意不可违抗，人心不可失去，假如天道安排如此，您即使想要谦逊礼让，而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高祖说：“我正在考虑此事。”沈约又说：“明公当初起兵于樊城、沔水之间时，才应有所考虑。如今帝王基业已经就绪，还考虑什么呢？昔日周武王讨伐商纣，刚进入朝歌人们便称他为吾君，武王不违背人们的意愿，也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明公自从到京都建康，气数已定，跟周武王相比祇是早晚不同而已。如果不早定大业，延误天人之望，若有一人提出异议，就会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时事难测。难道就仅仅把建安郡公的封爵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回到都城，公卿们各得其位，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已经定了，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异心。于是国君圣明，居位于上，大臣忠心，尽职于下，怎么还含有再同您一起作反贼呢？”高祖认为很对。

沈约告退后，高祖又召见范云询问他的看法，范云的回答与沈约大致相同。高祖说：“智者所见竟如此不谋而合，卿明早同沈休文再来。”范云辞出后将高祖的话告诉沈约，沈约说：“先生一定要等我。”范云应诺。第二天，沈约却先到而入，高祖命他草搬关于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就从怀中取出预先巳准备好的诏书和各方面人选名单，高祖没有什么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来了，到殿门口不能入内，只好在寿光阁外徘徊，嘴中不停地发出表示奇怪的“咄咄”声。沈约出来，范云间：“结果如何？”沈约举手向左，表示大事已定，范云笑着说：“不负所望。”遇了一会儿，高祖召见范云，封他说：“我生平与沈休文相处，不觉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今日见其才智纵横，可谓贤明卓识。”范云说：“明公今日才了解沈约，和沈约今日才了解明公一样。”高祖说：“我起兵已三年了，功臣诸将都确有功劳，然而能使我成就帝业的乃是你们二位。”[8]

梁国建立，沈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侯射。高祖受禅登基（502年），任沈约为尚书仆射，受封建昌县侯，食邑一千卢，任常侍如故。又封拜沈约母亲谢氏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命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都来道贺，朝野上下都认为沈约无比荣耀。[9] 不久迁尚书左仆射，任常侍如故。不久又兼领军，加侍中。天监二年（503年），沈约母亲去世，直塑亲临吊丧，因沈约年事巳高，不宜因母丧而影响健康，高祖遣中书舍人前去拦止客人，劝他节哀。起沈约为镇军将军、丹阳尹，置佐史。服丧期满，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以尚书八条事上奏皇上，迁尚书令，担任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次进表辞让，改授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置佐史，任侍中如故。不久迁任尚书令，领太子少傅。天监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任侍中、少傅如故，赐给鼓吹乐队一部。[10]

沈约生性不会饮酒，又没有什么嗜好，虽皇上对他恩宠隆重，但他的生活却非常节俭朴素。他在东田修建了一所房舍，能远望郊外高山，曾作《郊居赋》抒发情怀。[11]

沈约历任宋、齐、梁三朝官职，通晚往昔的典章制度，见识广博，当时朝廷要制定政策，往往都要听取他的意见。谢玄晖擅长作诗，任彦升精通文章，沈约却兼而有之，但都不能超过他俩。[12]

他自负才高，醉心于功名利禄，凭借时运，追逐权势，颇为清议所讥讽。到他担任宰相之后，略见知足，每进一官，总是恳请退让，而最终还是不能推却，当时的舆论将他比作魏晋之际的山涛。在朝当官十多年，没有向朝廷举荐什么人才，对于朝政的得失，也不愿多加评论，只是唯唯诸诺而已。[13]

沈约晚年与梁武帝产生嫌隙。起初，沈约久居宰相之职，常向往三公之位，时论也都认为他宜居此位，但梁武帝始终没有同意，沈约于是请求外出任职，梁武帝也不允许。[14]

梁武帝对张稷心存旧怨，张稷死后，还对沈约议起此事。沈约说：“尚书左仆射出任边州刺史，也算是惩罚，已经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高祖以为沈约庇护亲家，大怒说：“你说这种话，还算是忠臣吗？”于是乘辇回到内宫。[15] 沈约恐惧万分，竟没发觉高祖已起身回宫，依然呆坐在那里。回到家后，仍心神不定，未至床边便坐下，以致坐空而摔倒在地上，并因此而得病。病中梦见齐和帝用利剑割断他的舌头。请来巫师察看的结果竟跟他梦中所见相一致。于是请道士向上天启奏赤章，称禅代之事，不是自己出的主意。高祖派遣御医徐奘前去给沈约看病，回来后将他的病状如实禀告给高祖。[16]

在这之前，沈约曾侍宴，恰逢豫州向皇上进贡栗子，直径有一寸半，高祖觉得很奇特，问边曲说：“史书上关于栗子的典故有多少呢？”并和沈约一起将所记忆之事各自分条写下，结果沈约比高祖少三件事。沈约出来后对人说：“此公逞强好胜，不让他三事就含羞死。”[17] 高祖认为他出言不逊，对皇上不尊重，要治他罪，经徐勉极力勘谏才作罢。而这次听了关于赤章的事后，高祖大怒，几次派中使前去谴责，沈约畏惧而死。[18]

天监十二年八月十五日（513年），沈约卒于任，时年七十三。诏赠本官，赐钱五万，布百匹。有司谥请谥沈约为“文”，梁武帝道：“怀情不尽曰隐。”故改谥为“隐”。[19]

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

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他的“神不灭论”还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

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沈约极富史学才能，其史书除《宋书》外，还有《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

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特殊的反映。

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提倡“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

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

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但是，沈约在南朝的刘宋、萧齐和萧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为齐武帝撰《宋书》时，曾经因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职而避讳了很多从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时期的史实。民国史学家蔡东藩曾认为《宋书》讳莫如深。

沈约诗文兼备。当时的许多重要诏诰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在齐梁间的文坛上负有重望。《南史》称：“谢玄晖（谢朓）善为诗，任彦升（任昉）工于笔，（沈）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将沈约的诗作定为中品，评道：“梁左光禄沈约。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意浅於江也。”

在“永明体”诗人中，沈约占有重要地位。钟嵘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

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22] 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其《秋晨羁怨望海思归》，境界阔大高远，给读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烟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结合诗题来看，海天的空旷辽远，正反衬出“羁怨”之情与“思归”之念。此类诗歌在齐梁山水诗中，亦不失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岛，尘起邯郸陆。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循役朱方道路》）；“山嶂远重叠，竹树近蒙笼。开襟濯寒水，解带临清风”（《游沈道士馆》）；“长枝萌紫叶，清源泛绿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泛永康江》）等描写山水的诗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20]

沈约的悼亡怀旧之诗，“清怨”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诗》，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来反衬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将悲伤的情感同凄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怆靡加。

除离别哀伤之作外，沈约的抒怀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伤春》、《秋夜》以及乐府诗《临高台》、《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约集中皆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的风格特征。

南朝齐永明年间，佛教盛行，佛经梵音对四声的创立产生了一定影响。周顒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沈约与谢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为何，说法不一。“四声八病”说为后来产生近体诗奠定了基础。[23]

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明人由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沈隐侯集》。另有赋《高松赋》《丽人赋》，诗歌《悼亡诗》等。[22]

蔡兴宗：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

萧子显《南齐书》：“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世呼为永明体。”

钟嵘《诗品》：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

梁武帝：“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

梁元帝：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姚察《梁书》：昔木德将谢，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悬晷漏。高祖义拯横溃，志宁区夏，谋谟帷幄，实寄良、平。至于范云、沈约，参预缔构，赞成帝业；加云以机警明赡，济务益时，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

魏征《隋书》：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

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

刘克庄《后村诗话》：昔坡公笑萧统之陋，以陵观之，愈陋於统。如沈休文《六忆》之类，其亵慢有甚於《香奁》、《花间》者，然则自《国风》、《楚辞》而後，固当继以选诗，不易之论也。

陆时雍《诗镜总论》：梁元学曲初成，遂自娇音满耳，含情一粲，蕊气扑人。邵陵王卖致有馀，老而能媚。 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

王夫之《读通鉴论》：华歆、贾充、刘穆之、谢晦、沈约、褚渊、崔季、舒胥，贪人也，扶人为乱贼，居篡弑之功，而身受佐命之赏，弗足责也。

王士禛《分甘馀话》：六朝人谓文为笔。齐梁间江左有“沈诗任笔”之语，谓沈约之诗，任?之文也。然余观彦升之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玄晖足相匹敌耳，休文不足道也。

《梁书》卷第十三·列传第七

《南史·沈约传》

祖：沈林子

父：沈璞

母：谢氏

子：沈旋

孙：沈实

沈约少时孤贫，曾向族人借米数百斛，但被族人所侮辱，他当场把米倒在地上，转身就走。后来当了大官，并不记恨，仍然任用这个族人为郡部傅。[24]

沈约曾经陪侍酒宴，有个妓师是齐文惠太子之宫人，梁武帝问他认识在座的客人么？他回答说： “只认识沈家令。”沈约听后顿生怀旧之念，不免伤心流泪，梁武帝也感到悲伤，并因此而中止了酒宴。[25]

沈约撰有《四声谱》，他以为从前的词人几千年都没有领悟到的东西，他却能独得于胸衿，穷究出它的奥妙之处，自称已达到了神妙的境界，而梁武帝颇不喜爱。高祖曾间周舍说：“什么是四声？”周舍回答说：“‘天子圣哲’这四个字就是四声。”但是高祖还是不太遵循和使用沈约的《四声谱》。[26]

沈约暮年，身体消瘦。曾在给徐勉的书信中写道：

“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于地，契阔屯邅，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己，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公私情计，非所了具，以身资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想记未忘。圣道聿兴，谬逢嘉运，往志宿心，复成乖爽。今岁开元，礼年云至，悬车之请，事由恩夺。诚不能弘宣风政，光阐朝猷，尚欲讨寻文簿，时议同异。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当由生灵有限，劳役过差，总此凋竭，归之暮年，牵策行止，努力祗事。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黾勉。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上热下冷，月增日笃，取暖则烦，加寒必利，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复一日，将贻圣主不追之恨。冒欲表闻，乞归老之秩。若天假其年，还是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著名词人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一句，指的便是沈约。后来，明代诗人夏完淳也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之诗句，这个细腰男子指的也即沈约。

　　

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

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21]

少年避难，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书，历仕宋、齐、梁三代。宋时为记室参军，迁度支尚书郎。入齐，为文惠太子管书记，勘校永寿宫所藏四部图书，后为御史中丞，国子祭酒，东阳太守，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与谢脁等人称“竟陵八友”。后与范云等人助萧衍成帝业，功封县侯，官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太子少傅等职。酷嗜典籍，藏书极富，晚年聚书至2万卷（《湖录》记载他有藏书12万卷），《梁书》称他聚书之富“京师莫比”。学与任昉齐名。时谢脁工，任昉工笔，他兼而有之。任昉卒后，武帝遣他与贺纵至任昉家勘对书目，就官府藏书所无者，到任昉家取之。故后，其大部分藏书赠给了王筠。乐于奖掖后进，对刘勰、王筠等极力推荐。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文章志》、《迩言》、《谥例》、《四声谱》等数百卷，大部分已佚，今存《宋书》100卷，文集9卷。明人辑有《沈隐侯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