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

1920年初，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编务工作。同年11月，茅盾正式接编《小说月报》。

1921年，1月，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接编并改革《小说余月报》。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

1923年，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转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工作。[1]

1925年，被选为出席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6年，留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3月，返沪。

1927年，1月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约4月，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7月间，从武汉至南昌不顺，阻于牯岭。8月，南昌起义失败，试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而不得，从此失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9月，于上海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小说《幻灭》。[2]

1928年，1月，完成6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7月，东渡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从牯岭到东京》等。

1929年，论文《读<倪焕之>》发表。

1930年4月，回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1年，开始创作《子夜》

1932年，7月，发表《林家铺子》。11月，发表《春蚕》。

1933年，《子夜》正式出版发行。4-7月创作《秋收》、《残冬》并发表。

1935年，论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被收录发表。

1937年，2月，偶遇周恩来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党员身份已不明确。[2] 参与编辑的《救亡日报》、《呐喊》（后改名《烽火》）分别在上海创刊。年底，上海沦陷，茅盾离沪抵长沙。

1938年，1-2月，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活动。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编香港《立报·言林》。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赴新疆迪化。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被推举为文协为委员长。[1]

1940年，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抵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处讲学。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此时，陆续完成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任《大众生活》编委；开始创作《腐蚀》。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离开香港达桂林。在桂林期间，写下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5年，4月开始创作剧本《清明前后》，6月，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1946年，赴苏联访问。[1]

1947年，4月，归国到达上海。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7月，参与《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文汇报·文艺周刊》。年底，离香港。

1949年，2月，达北平。7月，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3]

1951年1月，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8年，1月，开始创作《夜读偶记》。3月，《茅盾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1年，《茅盾文集》十卷出齐。

“文化大革命”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1981年3月27日，逝于北京。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生前的请求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84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38卷本的《茅盾全集》。[1]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自小定亲。1916年春节，茅盾从上海回到故乡与定下亲的孔德沚正式成婚。从此两人一直相伴，茅盾专心事业，而孔德沚照顾他的生活。直至1928年茅盾东渡日本，一个叫秦德君的女学生与之同行。因为都是单独来到陌生地，两人关系密切并产生了感情，在这种情形下茅盾和秦德君同居了。消息传到上海，孔德沚起先不相信，后经证实，便大哭一场。婆婆劝她：“茅盾会回心转意的。”果然1930年，茅盾和秦德君一起回到上海，便分手了。[4] [5]

解放后，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孔德沚全力料理家务，而茅盾则全力投入于工作。“文革”开始之后，茅盾靠边还被抄了家。孔德沚在这场劫难中为之担心不已，这使得她的糖尿病复发。70多岁的茅盾伴其左右，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但是这仍于事无补，1970年1月29日凌晨，孔德沚因医治无效在医院逝世，自此两人结束了长达44年的婚姻生活，从此阴阳相隔一直到1981年茅盾逝世。[4] [5]

8岁时茅盾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学校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色。受父母的影响，茅盾很小就心怀天下。十二岁时茅盾在会考作文中就写出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信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在父母亲的鼓励下，十三岁的茅盾踏上到湖州的火车，开始了中学生活。有一次，先生布置的作业是自命题写作，很多学生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却无可奈何的猎人。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明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相合，形象生动，故借此自抒胸臆。先生很是赏识，夸赞他“将来能为文者”。[6]

1913年夏天，茅盾中学毕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他自己觉得考得不错，便安心地回家等候消息了。想不到发榜时竟没有沈德鸿的名字，茅盾非常失望。但不久，他却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大学寄来的入学通知，通知书上写的是沈德鸣三个字。茅盾赶忙跑到报名处去查报名单，发现自己在填报名单时，书写潦草，把“鸿”字写得像个“鸣”字了。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从此，他写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从不草率，直至80多岁高龄写回忆录，还用毛笔正楷书写，字迹清楚俊秀。[7]

茅盾向来是温和的，但是也有被人惹到生气的时候。1978年，新版的全国通用教材修改完毕，其中收录了茅盾的散文《风景谈》，编写组将修订后的教材排样寄给茅盾参看，茅盾发现自己仅仅3500多字的文章竟被修改了100多处。对此，茅盾异常愤怒，当即回了一封信给编写组：“你们改字改句，增字增句，多达百数十处，我不懂为何有此必要。大概你们认为文章应该怎样写，有一套规范，不合你们的规范，就得改。那么，又何必选作家的文章来做教材呢？每个作家有自己的风格。你们这种办法（随便删改，却又不明言），实在太霸道了，不尊重作者的风格。”茅盾在信中举例说，如把骆驼脖子上挂的本来一样的铃铛补加“大小”，茅盾讥讽地问：“事实上，骆驼挂的铃铛只有一种，你们为什么要改为‘大小铃铛’呢？”接到茅盾的信件之后，编写组不得不做了退步让《风景谈》大部分保持了原貌。[8]

现已获得证实的沈雁冰的笔名有98个，然而在众多笔名中“茅盾”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这个笔名的来源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沈雁冰被迫隐居在上海，郁郁不得志的他开始用笔来宣泄心中的情感，于是创作了小说《幻灭》。小说完成后沈德鸿开始投稿，可许多的报社却不敢登他的文章。这使得他内心十分矛盾，于是他在手稿上署名“矛盾”。稿子最后交给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叶圣陶认为小说很好，但是看了这个名字却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字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9] [10-11]

《清明前后》

小说研究ABC（理论）1928，世界

欧洲大战与文学（理论）1928，开明

神话的研究（理论）1928，商务

中国神话研究ABC（理论，上下册）1929，世界

骑士文学ABC（理论）1929，世界

现代文艺杂论（理论）1929，世界

六个欧洲文学家（理论）1929，世界

神话杂论（理论）1929，世界

西洋文学（理论）1930，世界

希腊文学ABC（理论1930，世界

北欧神话ABC（理论）1930，世界

汉译西洋文学名著（理论）1935，中国文化服务社

世界文学名著讲话（评论）1936，开明

创作的准备（理论1936，生活

文艺论文集（理论）1942，群益

青年与文艺（理论）1942，耕耘出版社

夜读偶记（理论）1958，百花

鼓吹集（理论）1959，作家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理论）1960，人文

鼓吹续集（理论）1962，作家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理论）1962，作家

读书杂记（评论）1963，作家

茅盾近作（理论）1980，四川人民

茅盾论创作（理论）1980，上海文艺

茅盾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其字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劲含蓄，秀逸疏朗，淳雅婉丽，似取法于瘦金体，然实则学于《董美人墓志》，茅盾从中取其华美坚挺，故而给人以一种清朗爽劲之感，而中宫紧收，线条舒展雅致，纤细而不羸弱，秀挺而富有弹力。唯一不足之处则是显得过于光滑流畅，使得其字美妍有余而韵味不足。

茅盾的对作品选材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捕捉和传达那些新近发生的重大事实，将当代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茅盾在这些事件尚未从当代人的印象中消退时，便将它们纳入和熔铸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他的大多作品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艺术的大事记，是纪实的文学报告，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现实主义的编年史。通过一个历史时期广阔、复杂的社会面貌的反映，以显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茅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事性、纪实性和传记性的特征。其题材主题具有重大性与时代性。如《蚀》的第一部是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四个月后动笔写成的，第二部是在同年11月份开始写作，第三部写于1928年4-6月，仅仅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就完成了对大革命经验的记录和艺术概括。而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真实反映了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现实和农民的觉醒、反抗的过程。他的散文及报告文学亦然，同样取材于当下发生的事件，如《白杨礼赞》描写的西北地区的白杨树而实际则是赞扬当时抗战的战士们，《访苏实录》则实实在在地描写了作者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可以说茅盾的这些题材的作品是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思想史的最佳文学记录。[1]

在关注现实题材的基础上，茅盾也开拓了都市题材作品的创作，他的《子夜》直接记录和概括了1930年春夏间在大都市上海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而《幻灭》、《动摇》和《追求》的故事也同样发生在两个都市之中，这些小说深深扎根于都市的大环境中，并以此为背景展开故事的脉络向前推进。茅盾在都市的背景下运笔自如，展示了对都市题材优秀的驾驭能力。而在都市题材之外，茅盾也深化了鲁迅开创的乡村题材创作，他的《农村三部曲》顾名思义就是写在农村里的三个小说，其中《春蚕》是茅盾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幅浓郁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形象的描画了帝国主义侵略给农民带来的冲击和上产所带来的恐慌。[9]

在叙事方面，茅盾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在小说中喜欢采用能够体现时代性的网状型结构形式。如作品《子夜》茅盾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作品一开始就在吴老太爷的吊唁仪式上将所有重要人物推上前台，组成复杂的人物网络，以及在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建成《子夜》式的也是茅盾式的庞大的“网状结构”。与其他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茅盾也是一个擅长于心理描写的语言大师。他的心理描写手法多样但是最具特点的是注重“社会心理因素”的探索。他往往以充满着血和泪的感情对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心灵世界进行刻画和解析。通过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段强烈地表现他们苦闷、傍徨的矛盾心绪，从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和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社会性，丰富人物的性格，使人物达到形神具现的境地。比如，《春蚕》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通过人物触景生情，情随物迁的心境变化，再现其内心世界。在《腐蚀》中，采用以内视角为主的叙述方式来叙事状物，使作品的心理剖析和社会环境描写达到了“精微真确”的程度。而《子夜》中，茅盾又将这种心理描写提升到象征主义的应用上，从第一章吴太爷的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可以散在各处的象征性细节窥见到这个老封建的内心世界，如老太爷对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闭起双眼全身发抖的细节。[9] [1] [14]

小说之外，由于时代政治性的缘故，茅盾的散文也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叙事方法，善于使用以托物言情寄意和以实衬虚的叙述手法。如《白杨礼赞》整个艺术构思中，以无边无垠、雄壮、伟大但又显得单调的西北黄土高原来衬托傲岸挺拔的白杨树，以白杨树的形象实体的描写来透出它的精神，同时又以白杨树的实体与精神来展现抗日军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伟大气概。《风景谈》用虚实结合、避虚就实的手法在浩瀚的西北沙漠背景上推出忍辱负重、坚韧沉毅的骆驼队，并借助叮当的驼铃声作为节奏，以猩红大旗作为标帜，象征性地描绘出民族危难当头的时代环境中党领导的解放区所处的历史地位，所体现的民族的伟大精神。[15]

茅盾前期的文艺评论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又逐渐演变成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但是无论观念的变化如何，他都紧紧结合着中国的文艺运动实际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来从事理论批评工作。同时茅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应与中国的革命取同一步调，长期坚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探索，积累了关于选材构思、谋篇布局、提炼情节、塑造人物、运用语言等一系列的成熟经验。茅盾一贯主张广大创作者学习世界文学中对自身有益的东西，在革命文学领域内重视艺术规律，以促进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不断进步，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贡献。[1]

现实主义文学观是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必须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他的小说展现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建国前夕的中国现当代的重要历史面貌。《霜叶红似二月花》展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江南乡镇生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个时期留下一幅历史画卷；《虹》展示了从“五四”到“五卅”，从成都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蚀》展现了大革命前后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路》、《三人行》从中部到南部，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提供的帝国主义侵凌下民族工业的败落与农村经济的破产的形象资料。茅盾不是一般的要求文学要反映客观生活，而是站在社会历史家的角度， 要求文学展示繁复纷纭的社会生活整体特别是其间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展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 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的历史趋向。从而，使文学自觉地成为真实的时代镜子和社会史诗。正如王若飞所说：“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16]

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对社会背景的重视，要求将“最典型的人物事态”放置到“ 力所能及的广阔画面上” 去展现。他的小说，总是把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浓缩为轮廓和背景，涂以情绪的色彩，在人物与环境的交流中展示典型性格。如《子夜》将故事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民生凋敝的上海，民族产业普遍受到打击，吴荪蒲在这样的背景下，性格被典型化、脸谱化，同时悲剧性的意味也随之加深。另外《春蚕》则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恐慌，故事中老通宝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丰富化立体化。在小说之外茅盾也以此作为批评标准， 在文学评论《读<北京人>》中指出《北京人》等作品对围绕于人物的世界变化描写模糊的缺陷。在现实主义文学观之外，茅盾也借鉴了泰纳的写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还曾译介过一些象征主义作品，有效地择取、扬弃和融化，以引导新文学的创作，为文学表现人生这一根本目的服务。而这些借鉴和吸收的文学思想都可以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中窥见，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既恪守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而又广为吸收各种艺术流派之长，坚持原则却非自我封闭，大胆开放并不随意调和，由此走出了一条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现实主义之路。[1] [16] [17]

同时作为坚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者，茅盾在作品中也较为强烈地表现了个人在政治上的倾向，前期主要以文学评论的方式阐述了个人在文学思想上的取舍，他吸收了欧洲的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其文学评论的作品中大力推广了“为人生”的艺术宗旨。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这时期以小说散文为主在故事之中有意识地表现个人的文学思想以及提供政治导向，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子夜》、《清明前后》等。建国后，茅盾的文学创作较少而开始了大量的文艺总结，书写总结了较多的文艺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也无不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然而学界同样也有声音认为茅盾对于宣扬的这些文艺观并没有做到融会贯通，而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式的照搬。茅盾1919年底才开始接触阶级斗争学说，而1925年便仿照早期苏联文学，倡导“ 无产阶级艺术” ，这些都是在尚无中国实践依据之时确立的。在被当作法典并实行的半个多世纪中，不允许对其进行发展、修正， 缺乏一个“ 中国化” 过程，因此，长时间地被教条主义所统治。他写了大量的文艺杂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但终究属于技巧，而非主体；属于局部，而未上升到全局意义上。他没有赵树理那样的优患意识，写出暴露极左路线的作品。也没有高尔基那样的独立性， 发表“ 离经叛道” 式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 。因此有学者也认为茅盾一生的矛盾是教条主义的悲剧。[18-19]

20世纪20年代，茅盾曾被看做坚实的自然主义信徒，他在这段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自然主义的书籍，并且为之撰写了不少的理论书籍。而到了1928年，茅盾随着思想的变化又申辩过他也并非依自然规律开始创作生涯，而是相反一一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生活和人生之后才来做小说。到了1958年的《夜读偶记》他甚至对自然主义给以全面否定----认为自然主义是个“暗坑”。虽然如此，茅盾的创作与自然主义依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

茅盾早期刚步入文坛的时候极力倡导自然主义，他认为自然主义是文学上之写实主义，是一种具有真实、客观、细致、科学等特点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因此他的前期创作和文论也因自然主义而声名鹊起，较为著名的篇目如《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这篇关于自然主义的评论引起了当时文艺界关于自然主义的激烈讨论。而1925年开始介绍新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开始了对自然主义的怀疑，1928年他开始明确的反对自身受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然而茅盾此间的创作仍然带有自然主义深深的烙印，如这期间发表的小说《灭亡》、《追求》无不闪现着自然主义的光辉。30年代以后，茅盾自觉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大道阔步迈进，对自然主义作客观分析。认为自然主义发展是因为反帝运动高涨、社会科学思想发展而带来唯物论思想的发展，自然主义在思想基础上与唯物论更为接近。自然主义优点在于对平民化、日常生活的描写，勇于直接反映丑恶；而不足在于没有留下余地给读者去用经验和想象去填补。这可以说是他对自然主义认识的一次升华，故而这段时间，他的大作《子夜》诞生，里面较为完美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然而茅盾后期有些过于执着对自然主义的崇敬，使之与中国正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因而产生了裂隙，引起落后焦虑导致了他创作萎缩，故而茅盾后期并无太引人注目的文学创作，而转向文学评论。[20]

茅盾的创作中也大量的吸收了古典文学的创作艺术，他曾在《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指出“要吸取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 ； 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新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而这些在他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子夜》、《腐蚀》中庞大的艺术网络构建是都对《红楼梦》中的艺术精髓的学习与提取。[21]

张光年：茅盾体现了“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是并不多见的“把两种素质集于一身的人”。[22]

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我以为把茅盾当做有重大贡献的少数作家之一，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是党中央给他的历史性评价，而且包括人民对他的作品的喜爱的程度。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让他的文学遗产在我们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2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由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流派，通过生活横断面再现社会，时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流派，甚至影响了后来写作的《李自成》《上海的早晨》等作品的一些作家。"[24]

夏志清：“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25]

胡耀邦：“茅盾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6]

郁达夫：“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27]

周扬：“茅盾是‘ 五四’ 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28]

茅盾创造了现代小说大容量社会信息的传递和辨析的创作模式。茅盾小说注重创作题材和主题的深入挖掘，创造了现代小说与现代社会同步共进的全景化史诗性品格。社会科学家气质的茅盾，由社会活动和文学理论的热情活跃于文坛，这使得他进入创作便达到了空前的思想深度和广阔的历史内涵，他小说的创作题材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涵盖了20世纪中国上半叶的历史全貌，时代的线索排列构成了社会的编年史。如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和阶级矛盾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看，茅盾小说反映出军阀混战、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社会重大问题，规模的宏大和分析的深刻，都是中国现代社会小说前所未有的。[29]

茅盾小说以不断创新的艺术形象，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纵观茅盾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除了《子夜》当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形象的独创价值外，从《霜叶红似二月花》、《走上岗位》等作品中，更突现出茅盾资本家形象塑造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茅盾对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的塑造，注重社会人的心理剖析和社会历史剖析的有机统一，在现代小说史人物刻画方面有所开拓。早期《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形象，从“传统”和“现代”的对比中，从时代急流的变动中挖掘“新人”形象的价值。在20数量30年代短篇小说《春蚕》里，对老通宝、多多头父子两代农民的刻画，不仅在典型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烘托了人物，而且以两代人的心理、性格的历史内涵的巨大差异，创造了思想深刻的农民典型。这些形象都达到了较高的典型性，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确立了典范。[30] [29] [1]

茅盾小说以开放的现代意识、丰富的生活积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都市文学。茅盾从踏入社会之初，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就与中国最早最大的商埠上海有密切关联。在上海，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同乡旧故中有各阶层人物。茅盾小说全面地描绘了现代都市的企业、金融业、商业、公馆、舞厅、大饭店等，并且着重展示了现代都市以政治、经济为轴心的各阶级、阶层的不同人物，如资本家、金融家、买办官僚、公务员、市民等之间的复杂人际关系；同时茅盾更注意描写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性，现代都市发展的不健全性，以及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急变和交杂的都市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过程。如进入都市迅速“风化”的遗老遗少、封建性和现代性混杂的地主式资本家、洋房公馆的血脉紧连着宗法社会的农村等，都活生生地展现在其小说世界里。茅盾小说创造的都市文学，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读本。[30]

茅盾小说对于现代长篇小说的样式、结构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充分显示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意识的独立，是与茅盾的进入小说创作分不开的。茅盾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蚀》，采用“三部曲”形式：既可独立又能连缀，可分可合，伸缩自如。茅盾随后的创作中有较多的三部曲作品，使得这一形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更是现代中、长篇小说文体新的拓展，如以小见大的《林家铺子》、历史画卷式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长篇日记体的《腐蚀》等多样化的小说体式。而就小说结构而言，茅盾的小说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表层的时空交换构架呈现了开放性和交叉性的结构特点；热情关注时代风云，深刻把握辽阔而复杂的社会，构成了他小说宏大而严谨的布局、盘根错节的人物和情节交叉的网状结构；标志现代心理小说的心理剖析经茅盾的努力，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创新和对个体心灵世界的透视赋予的社会性的力度。总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师，其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29] [30]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30年代他参加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党一起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和壮大了革命文艺队伍，反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团结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茅盾不顾国民党的压迫，积极参加坚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后，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文化部的第一任部长的茅盾负责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我国文学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生前遗愿，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出来设立的一个文学奖项。其目的是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于1981年设立。[31]

乌镇故居，是茅盾诞生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地方，坐落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观前街17号，坐北朝南。茅盾自1896年诞生至1909年离乡求学，在这幢故居中生活了十三个春秋。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回家看望他的母亲。1940年他的母亲去世以后，切断了他与故乡联结的纽带，他的亲属也相继去了外地定居，故居房屋便陆续租给了居民居住。1977年春，当地政府动员住户腾出了后园的三间平屋，加以修缮保护。1981年3月茅盾逝世后，乌镇茅盾故居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

北京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后圆寺胡同13号，东邻蒋介石北京官邸。茅盾自1974年12月初由原文化部宿舍迁入，直到1981年2月20日入院治疗，在这里度过了6年多时光的晚年生活。1984年北京市政府京公布茅盾故居为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故居正式对外开放。[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