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地方性特色及价值
徐建华
摘 要：家谱文献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家谱的起源、地方性特色、收藏、整理及价值的角度，对家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见解，认为家谱在当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古代人物的研究、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移民问题的研究及增强海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
关键词：家谱；地方性特色；收藏整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Ｋ２９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５ ０９－００５６－０４
作者介绍：徐建华（１９５８—），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一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其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的商朝，完善于封建时代。３０００多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价值与特色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在历史上，家谱曾有多种名称，家谱仅是其中使用得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从古至今，家谱类文献的名称大致还有：谱、谱牒、族谱、族系录、族姓昭穆记、族志、宗谱、宗簿、宗系谱、家乘、家牒、家史、家志、家记、百家集谱、世录、世家、世本、世纪、世谱、世传、世系录、世家谱、支谱、本支世系、枝分谱、帝系、玉牒、辨宗录、偕日谱、系谱、图谱、新谱、星源集庆、列姓谱牒、血脉谱、源派谱、系叶谱、述系谱、大同谱、大成谱、氏族要状、中表簿、房从谱、维城录、谱录、祖谱、联宗谱、真谱、渊源录、家世渊源录、源流考、世典、世牒、世思录、家模汇编、乡贤录、会谱德庆编、私谱、传芳集、本书、系谱、清芬志、家传簿、先德传、续香集、房谱、祠谱、坟谱、近谱、会谱、全谱、合谱、统谱、通谱、统宗谱、宗世谱、总谱等。
我国家谱文献的起源很早，可“家谱”一词的出现，却晚了许多。最早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是六朝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书中曾引用了《王氏家谱》，唐初李善《文选注》中，则不仅引用了《王氏家谱》，还引用了《颜氏家谱》。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有《杨氏家谱状及墓记》。这几部家谱，当为南北朝时人所撰。我们知道，某一词语被用做书名而存在，理应是在使用比较广泛，词义相对成熟之后。由此可以得出：“家谱”一词的出现，必定是在南北朝之前，但限于资料，不敢妄断。不过，如果这样说，即“家谱”一词的出现，最晚不过南北朝，想必不会错。
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号、几修等内容，如《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地名、姓氏、几修；《六修严氏家谱》，只有几修和姓氏；《黄山王氏辅德堂支谱》，有地名、姓氏、堂号；《倪氏报本堂重修家乘》，有姓氏、堂号、几修；《陇西李氏宗谱》，有地望、姓氏。也有一些家谱将由何处迁来也标识在名称上，如《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即由无锡迁至常州的过姓浒塘支派的家谱。还有一些则标上具体住处，如《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标明毗陵（武进县古名）修善里，以区别同县同姓家族。此外，还有一些家谱修成后，采用一些极为特殊的带有一定寓意的名称，如清代初年句容华渚修成华氏家谱５４卷后，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命名，而冠名《华氏本书》。看了此书义例，方才了解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为了“正本求源”。清光绪年间，钱日煦修成家谱１０卷，命名为《吴越钱氏清芬志》，取义于两晋时陆机《文赋》中“诵先人之清芬”之意。民国年间，袁镛修成家谱《数典不忘》一卷，这是反《左传》中“数典忘祖”之意。像这类取名方式，在家谱中并不常见，一般还是采用地名、郡望、姓氏、几修加上家谱字样来命名。
二
家谱，从严格意义上看，大约只能算是一种准地方文献，或者说，即使在家谱的名称中能够看到地名之类的标识，也很难认为是完全的地方文献。这是因为：
首先，在家谱名称中所标的地名，并不完全是现居住地，有很多是始迁祖的迁入地、迁出地，更多的是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郡望”，如《东海徐氏家谱》中的“东海”之类，这其中，又大多不是当今的地名，而是古地名或异名。
其次，作为地方文献，理应具有地方意义的统计价值，可家谱在方面却具有先天的不足。比如清朝康熙、乾隆两代所修的《孔子世家谱》及其以前历代所修的《孔氏族谱》，收录范围仅为孔府所在的曲阜一带孔子后裔，对于迁出的孔子后代则一律不收录，这些家谱，应该说具有较为典型的地方文献色彩。可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变更，使得新修的《孔子世家谱》突破了以往的藩篱，收录范围有了很大扩展，除了收录世居曲阜，象征血缘亲疏远近的２０派、６０户之外，对于历代外迁的各支派也都进行了登录，大约有１２１个支派，涉及江西、四川、浙江、河南、江苏、广西、福建、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等十几个省区。近几年来，由于“六十年一大修”期限的到来，新修《孔子世家谱》又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新修《孔子世家谱》做准备，在统计家族成员时发现，孔子后裔现有数百万，分布地域极为广泛，国内基本上各省、市均有，海外的则遍布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云南的后裔，还有改姓或变换民族的。如果这些全部收录，则新修成的《孔子世家谱》，从地域意义上看，价值不明显，而所具有的统计意义，则基本体现在家族之中。
从古今所修的孔子家族家谱来看，可分为清朝之前和民国之后两大类型，清朝之前的地域特点明显，清朝之后的地域特点不明显，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本家族的地域分布。从这个意义上讲，家谱只能算是一种准地方文献。作为中国家谱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孔子家族家谱是这样，其他家族的家谱也大致不会相差太远。
三
古往今来，家谱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有口传家谱和实物形态的，如结绳家谱。文字出现之后，根据载体和书写方式的不同，保存至今的有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石刻家谱、塔谱、手写家谱、谱单和印制家谱等多种。
从上古以来，历代所修家谱是难以计数的，这其中绝大部分因年代久远，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传至今的和新修的家谱，大约不会少于３万种。这些家谱，分藏于海内外各类公藏机构和私人手中，其中公藏占有主导部分，私藏也不容轻视，尤其是新修家谱的收藏，私藏肯定超过公藏。国内公藏以各级、各类型图书馆为大宗，尤其是省级公共图书馆；此外，在各地的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档案室、文物商店、修志会、公安局，以及临时机构清退办中，也都有多少不等的收藏。
图书馆中，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遥遥领先，共收藏家谱１１０００多种，近１０万册，地域覆盖２０个省区，以浙江、安徽居多，姓氏涉及３２８个，其中不乏名谱和近、现代名人家谱。其次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３０００多种，善本较多。国内另一个收藏３０００多种以上的单位是山西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但以缩微胶卷为主。收藏在千种以上和千种左右的大约有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等，收藏百种以上的有安徽省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楼、吉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黄山市博物馆等。
台湾地区原来收藏的家谱数量较少，但近几十年来，台湾掀起了新修家谱的热潮，据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台湾区族谱目录》记载，共有１０６０００多种，绝大部分为近年新作，质量参差不齐。以前台湾收藏家谱最多的是《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下辖的国学文献馆，１９９６年３月，国学文献馆将馆藏家谱全部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加上原先馆藏，如今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收藏家谱最多，达１万余种，其中包括部分韩国和琉球家谱。
香港地区以香港大学图书馆最多，共收藏历代家谱原件和家谱缩微胶卷７００余种，其它公私收藏均不太多。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十分注意收集中国的文献资料，家谱是其中之一。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所著《宗族之研究》和其它目录著录，日本藏中国家谱以东洋文库为最多，共８００多种，还有大量的家谱胶卷；其次为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洋学文献中心等，总计约１５００多种。
美国收藏中国家谱最著名的是总部设在犹他州盐湖城的犹他家谱学会（ＧＳＵ）。该学会图书馆共收藏有关中国家谱１７０００多种，范围包括中国各省市，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数省居多，所藏家谱全部拍成缩微胶卷。此外，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也分别藏有数十至数千种不等。
随着人们对家谱价值认识的日渐深入，对家谱的记录与整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出现了一批专门性的家谱目录。其中较著名的有１９７８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编《族谱目录》，收录馆藏家谱原件３７４种，缩微胶卷９２种；１９８７年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出版的盛清沂所编《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资料目录（初辑）》，收录馆藏以缩微胶卷为主的家谱文献１９００多种；同年，台湾省各姓历史渊源发展研究会发行了赵振绩、陈美桂合编的《台湾区族谱目录》，收录台湾地区公私所藏各类家谱１０６００余部，成为一时之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祖国大陆的家谱目录基本存在于未公开出版的各图书馆所编的馆藏善本或古籍目录之中，少有单独列出的。２００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共收录馆藏旧修家谱１１７００余种。
１９９２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反映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中国家谱胶卷状况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录家谱缩微胶卷１７６盘，２５６５种。
１９９７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联合编制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这部目录共收录内地４００多家图书馆、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文物商店等单位和海外公、私收藏的内地与港、澳、台地区１９４９年以前编制的家谱资料１４７６１种。
当今最值得期盼的家谱目录是正在进行中的上海图书馆主持编制的《中国家谱总目》。该项目于２０００年６月由上海图书馆向国家有关方面申报立项并获得通过，其收录范围包括：“举凡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外国藏书机构收藏和散见于民间的２０００年之前刊印的用汉字记载的中国各民族家谱，包括以家乘、族谱、世谱、支谱、房谱、宗谱、统谱、总谱、通谱等命名的谱牒，无论刊印本、未刊稿本、抄本，还是复印本和缩微复制本，旁及具有家族世系、考订家族世系源流等资料图籍，概加收录。”可以说这是一部全新的、囊括海内外公私收藏的家谱联合目录。
四
不同时代的家谱，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都曾发挥过不同的作用。从商周到汉代，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证明血统、辨别世系，同时，又是权力和财产继承的依据。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后，家谱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家谱的主要作用是证明门第，做官、婚姻嫁娶以及社会交往等，都要以家谱为依据，家谱由家族文献转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隋唐两代，取士多由科举，家谱在选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后，取士、婚嫁不看重门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升降变迁也很频繁，家谱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编修家谱成为家族内部的事情，家谱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宋元明清几代家谱的纂修主要是为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尊祖、敬宗、睦族，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后代，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家谱的教育功能增强，家谱中大量出现家族祖先的善举恩荣和各种家训、家箴，对于传播封建伦理、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家谱的纂修无论是唐代以前还是宋代以后，往往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外，明清两代科举取士，各地中举名额都有一定数额，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贯，避多就少，迁往文化相对不发达地区，以期容易考上，就如同当今高考前变更籍贯一般，为此，经常引起诉讼，家谱此时又将发挥证明作用。清代旗人袭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谱以为凭据，这可以看做是家谱的政治作用的一点绪余。
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它的价值在当代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对于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当权威的资料价值。查考古代人物，大多是通过正史中的传记，古代的文集、笔记和方志等，而不太知名的人物就很难找到。由于家谱的特点是记录家族人物，在世系录中于每人之下，均注明属于何支、何房及名、字、号、行第、生卒年月日时、享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对功名、官阶等记载较详，艺文中还会收录有关行状、传记、墓志等资料，重要人物专门写有传记。这些资料，虽然会有溢美之词，但大多数内容还是可靠的。通过家谱，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我们所要了解的人物本身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他们的世系，即祖先情况和子女情况。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目光逐步投射到家谱，利用家谱资料，纠正了过去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如有人利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后迁居沈阳，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河北丰润，曹雪芹的先人原为明朝军官，在战争中投降了满人，开始隶属于汉军旗，后改归满洲正白旗。家谱资料的使用，使得红学研究中几大疑问之一的曹雪芹的祖籍和旗籍问题得以解决。来新夏先生曾从《华亭王氏族谱》所附《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中，考证出研究鸦片战争时期历史的一部甚为有用的文件汇编《溃痈流毒》的作者为青浦人王清瑞，填补了研究空白。
第二，对于人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家谱中的世系，是家谱中最基本的部分，有关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详细记载，比官方记录要详细而可靠得多。通过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本家族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的增减速度和原因、人口的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寿命等等。比如从清代玉牒中，我们可以统计出这么一个数字，清朝的历代皇帝一共生了１０３个皇子（不包括皇帝），８２个皇女，他们的平均寿命，皇子为３２岁，皇女为２６岁，大量死于５岁之前。如康熙皇帝共有３５个皇子、２０个皇女，５岁前死亡的皇子１２人、皇女１０人；活到１８岁以上的皇子只有２０人、皇女８人；其余的皇子、皇女中，又大部分死于４０岁左右的中年。皇家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比民间优越得多，可还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尤其皇族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平均寿命比男子短。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这类资料，除了家谱，是无法从其它方面获得的。
第三，为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谱中对于封建宗族制度的记载十分全面，包括有关宗族的构成，祠堂的组织、规模、结构、职能、管理范围与官府的关系等，祠产的类型、数量、形成、经营方式和收入用途，族学的规模、收录学生的范围、资金来源、维持方式、奖励内容等。家谱中的族约、宗规、家训、家礼、家箴等，既是封建伦理，也是行为规范，在其它类型文献中，是很难如此集中的。
第四，为移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人口的流动是很频繁的，而任何一部家谱都要记录族源和迁徙情况，本家族的始迁祖由何处而来，迁居原因，经何处而定居此地，定居后又有哪个支房迁出，迁移的原因、数量、迁居何处、移民生活、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关系、迁居与本房的关系等，都须记载清楚。如我们在对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山西省洪洞县在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对一些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通过家谱来了解。如对浙江的畲族家谱进行考察，就可以了解到：如今居住在浙江的畲族同胞，都是明初以后方才从福建迁移来的，明初以前浙江无畲族。
第五，是联系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祖敬宗、追本溯源的文化传统。据统计，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已超过５５００万，分布在五大洲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有相当部分已加入所在国国籍，但民族与文化认同并没有改变。在世界近万个华人社团中，以宗亲会、同乡会为代表的亲缘性社团占了很大比例，并且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侨乡的家谱中，普遍记录了不同时代出洋人的姓名、辈份、生卒年月日、婚配、子女、出洋时间与原因、侨居地点、从事职业、卒葬地点与原因、在海外的际遇与建树、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内容。有些还辟有专章介绍，这就为他们的后裔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更增加了他们对故国故乡的依恋之情。如著名美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也在家谱的帮助下，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故乡——福建省南安县榕桥村找到了根。
第六，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有力工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早期移民大多是从大陆的广东、福建去的，尤以福建为最多。古代大陆移民台湾，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天启年间，泉州、漳州一带贫民迁居台湾达３０００多人，崇祯年间又有数万人。第二次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跟随郑成功而去。第三次是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郑氏政权，开放海禁，移民人数多达几十万。近年来，以台湾领导人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不断否定台湾与大陆的这种关系，反对一个中国，声称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可事实上陈水扁的祖先元隆公明朝末年由江西迁至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霞葛镇，其墓至今仍在。１８世纪中叶，陈水扁的九世祖陈乌漂洋过海去台湾。这些内容都在台湾陈氏祖先牌位中被记录着，也和南诏陈氏族人保存的《陈氏族谱》的记载相吻合。另一个台独中坚吕秀莲，其祖先是由山西永济蒲州镇迁到闽南，大约于５００年前定居于福建省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并于清康熙年间，为防止外族和盗匪侵扰，建有一座４层６４个房间的中等方形土楼，取名龙潭楼。为谋求新发展，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龙潭吕氏第１１代孙吕廷玉携妻东渡台湾，在台湾生有３子，世世繁衍。１０多年前，时任台湾桃园县长的吕秀莲也曾随团回乡祭祖，并站在祖宅内的水井边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至今，海峡两岸的吕氏宗亲还在商议共修族谱之事。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增多，大批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寻根，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海峡两岸要统一，利用家谱资料联络亲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除此之外，家谱资料还为地方史、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妇女地位、优生学、民俗学、经济史、科技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已是学界共识。但由于家谱是私人纂修，有些记述华而不实，言过其实，有些内容妄相假托、有意捏造，这都是能够理解的。问题是我们在使用时要注意鉴别，区别对待，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方能使我们的研究翔实、可信。
参考文献：
１徐建华：《中国的家谱》，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２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中国学社，１９７１年版。
３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４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５冯尔康：《１８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作者：南开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