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3]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4]

1930年7月张兆和沈从文在胡适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张兆和却不以为然，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延绵不绝地表达着心中的倾慕。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最终打动了张兆和，于1933年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婚。[5]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着沈从文，使他陷入了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6]

沈从文外遇的对象是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当时她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香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交谈，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段故事的线索是在林徽因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之间的英文书信中发掘出来的，这件事很隐秘，沈从文只对林徽因一个人倾诉。后来我发现高青子是西南联大的图书馆职员，档案我也找到了。”蔡登山说。[7]

而这段往事的发掘，也解答了为什么沈从文的《看虹录》如此晦涩难懂。这部小说叙述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在深夜去探访情人的故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老师。毛老师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8]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那天，因为紧张，呆呆地站了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急促的10分钟全讲完了。他再次窘迫，无奈，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传到北大校长胡适耳里，胡适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2]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女士一起去张家界，前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方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管理处的人员想陪着他，被他拒绝了。管理处的同志想到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放心，怕有什么不方便。沈从文说，“至于身体，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从文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沈从文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9]

《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只是有一回例外，抗战胜利以后，帮助一位诗歌作者柯原。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10]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11]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2]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13]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来瞻仰者络绎不绝。[14]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沈从文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沈从文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碑石正面，集其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从文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15] ——凤凰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沈从文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大学内，与黄永玉艺术博物馆相临，在2012年12月28日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上，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祖籍地江西、工作地山东等相关单位分别为纪念馆捐赠了沈从文图书全集、文物及书画作品。随后在纪念馆内举行了一场关于沈从文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作协，国内各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相关负责人出席开馆仪式。[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