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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源流】谱 族 的 发 展 与 演 变

发表时间:2017-10-24 15:02

夏商以来,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家谱,专门记录家族世系。政府设专门机构管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官居三闾(lu) 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春秋时期,有人对这些家谱进行整理,编有《世本》十五篇,集中记录了黄帝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家系。汉代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大量参考了春秋以前的各种谱牒资料。《史记》记述了上古以来的政权更替和诸侯贵族的家系历史,是我们今天了解上古时期历史的最权威著作。
春秋时期,皇帝的家族事务由政府专门设置宗正来管理,当然也包括皇帝家世记载和家谱编行,民间的家谱基本处于自流阶段。

秦代的家谱,现在已不见记载。汉代家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扬雄家谋》、《邓氏官谱》、颖川太守聊氏所作的《万姓谱》等。此外,还有一些碑刻实物,如东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五月立的《孙叔敖碑> 和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立的《三老赵宽碑>.《孙叔敖碑》的碑阴部分记载了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十余世孙、东汉初任渤海太守的孙武伯以下的家族世系。赵宽是西汉名将赵充国之后,历代显贵,此碑由汉初始,完整地记录了赵宽家族数百年的家世。

两碑均十分完备和详细,因而,可以看作是汉朝人的石刻家谱。汉代的文献家谱现在均已亡佚,通过这两块碑刻我们可以了解汉代家谱的基本情况,汉代的家谱与前代大致相同,主要作用是"奠系世、辨昭穆",因而,著录比较简单,仅为家族世系,注明生卒、官爵、字号、葬所等,由于此时家谱一般不是自己纂修,多由别人代修,因而,为尊者讳起见,行文通常称字不称名,这也是汉代家谱的一大特色。

东汉时期,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是"察举",即根据社会议论来判别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任用。评论必须由社会头面人士进行,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家的子弟,目光只能在同阶层的圈子里,这样,门第和家世就逐步重要起来。三国时代,魏王曹丕在尚书陈群的建议下,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分九个等级从士人中选官,它以士人的籍贯、 门第作为主要标准,这种选土方法,当时被称为门选。根据门第来选官的最终结果是强化和保证了门第等级的尊严,防止低门第者通过认宗、联宗、联姻等方式挤入高门第,分享特权和既得利益,也为了选官便利和身份证明。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豪门,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纂修。家谱在政治、婚姻方面作用的逐增便给家谱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谱牒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政府设置"谱局",专门编修谱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设"谱库"一类机构,收藏谱牒,以备不时查验。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更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上流社会人人都须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即使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父、祖的名讳,那他当场会嚎陶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名叫王弘的人,"每日对于客,可不犯一讳"(《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传为一时佳话,这也是南北朝时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

为了能使家族等级区别清楚,南北朝时除了编有本家族的谱牒之外,也编有如《百家谱》之类的郡姓、州姓谱、将本州、本郡的大小家族,三六九等地区别记录各自的世系,据萧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记载,当时的谱牌著作就达一千余卷。那时的寒门素族,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除了与土族攀婚之外,只有伪诈高门,诡称郡望了。他们通常买通谱学专家篡改谱碟,但此事在当时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南齐时著名的谱学家贾渊就因帮助一个叫王泰宝的人篡改谱谋,冒充当时的士族琅邪王家而被人告发,差点儿丢了脑袋。

南北朝时,家谱如此重要,因而,一切能证明家族身份、氏族等级的文件、资料都一定要有世系的内容,流传至今的一些墓志铭和史书都不例外。尤其是北朝魏收所撰的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更是一部家谱式的正史,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余人。南北朝时期的家谱现在已基本亡使,魏收的《魏书》为我们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北魏谱系资料。

隋唐两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于豪门土族,因而,对于谱牒维护统治利益,巩固政权的作用非常清楚。隋唐时期,门阀制度也很盛行,但与南北朝时有所不同,一是隋唐取上通过科举制度,与门第无关;另外,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南北朝时的一些士族衰落了,消灭了,另一批军功贵族崛起,产生了一批新的豪门,构成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主体。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基础,唐王朝的谱牒修撰权基本为官府所垄断,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不惜花费巨大代价,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编写了数部大型的谱碟著作。唐代政府修撰的谱牌,均为政治作用明显的姓氏谱和衣冠谱。官修谱碟,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以谱牒形式将各派政治力量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尤其是高宗显庆四年(659)修成的《姓氏录》更是如此,五品以上的官僚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这个谱谍的颁行,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武则天的声望和地位,为武则天顺利获得政权奠定了基础。当然,大批五品以下的原土族不能入谱,自然口吐怨言,攻击这部新谱牌是"勋格",也就是"职官表",不足为贵。

谱牒在唐代政治生活和婚姻中仍有相当作用,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因而,不仅官府修谱,评定姓氏高下,私人自修家谱的情况也很普及。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不完全记载,经过唐末及五代战乱所余的各类家谱仍达一千余卷。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谱学家,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作用,只可惜唐代的各类家谱除了敦煌石窟中保留有若干残页外,早已荡然无存。

唐末黄巢起义,彻底摧毁了门阀制度。五代时期,征战不已,权贵者大多是靠战功升迁而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赫家世值得夸耀,再加上贵贱变化无常,更替很快,仅资者既不愿意,也无可能抽出时间来摆家世,排门第。魏晋以来的政府谱学也就自然消亡了。

宋朝建立后,取士继承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婚姻很少讲门阀,唐朝以前谱碟所能起的政治作用已基本消失,巩固统治用不着这个政治工具,政府没有必要再来编修或收藏各种家谱。家谱的纂修,一时衰落了,这种状况一直到宋仁宗皇佑、至和年间方才得到改变。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询不约而同地编写了各自的家谱,并提出了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体例,使得家谱以另一种面目逐步走向繁荣。

欧阳修在主持编修《新唐书》时就十分重视谱牒,专门在《新唐书》中设置了《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用以记录李姓皇族的世系和有唐一代三百六十九名宰相的世系。修定《新唐书》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世系族人们都不太清楚,为了使族人和子孙能够了解祖先遗德,他采用了史书的体例和图表方式,将五世祖安福府君欧阳万以来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溢及其行事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几乎与之同时,苏询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都是使用"小宗之法",都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的。这是由于五代以来,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家庭很少能够世代富贵,倘若追溯五世以上的祖先事迹时,往往会碰到见世贫贱,族人脸上无光。因此,一般家族只好采用"小宗之法",至于皇族,则可追溯数十百代,采用"大宗之法"来编修家谱。欧、苏二人又将自己的见解写于家谱的叙、例、记、后录之中。他们的修谱理论和实践影响极为深远,后世尊以为法。两宋时代,很多士大夫都为自己的家族编有家谱,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理论著述,除了欧、苏以外,最著名的就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这些理论和实践,指引着两宋私人修谱事业蓬勃开展。

辽、金、元三代的家谱,如今已全部失传,见于目录记载的也非常之少。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人家谱,大都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两代家谱编纂的目的与宋代一样,主要是为了记录家系,和睦家族,教育族人,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因而,明清两代的家谱内容比宋代增加了许多,为了抬高和标榜家族高贵,很多家谱采用了"大宗之法",动则上溯几十代,上百代,必定以古帝王或名人为先祖。除将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迷、祠堂、家规、家训等方面的内容,人物的记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岳家等方面的情况。为了隐恶扬善和保持血统纯净,还规定了各种不准入谱人物的限制。行文重视文采。为了使家族世系的延续得以永远记录下去,还规定了续修家谱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明清时代的家谱纂修更系统,价值更高。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还涌现出一批谱学专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清人章学诚,在他的有关著作中不仅阐述了家谱的起源、作用,还具体分析了似往家谱理论和家谱实践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章学诚的家谱纂修理论,对清代以至民国的家谱纂修影响很大。

清代家谱中,满人家谱也很有特色,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纂修家谱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清代皇族的家谱玉蝶可以说是家谱发展史上最系统、续修次数最多的一种,二百多年间一共修了二十八次,平均不到十年就续修一次,可算做家谱续修之冠。